继六十年代美国学界提出异化（Alienation）之议题后，再从个体处境出发，探讨社会在前进之同时，失去了甚么，「独自打保龄」影响遍及政府决策层。

个中原因有两点：一是针对法官审判活动的各种监督事实上是以监督之名参与分享司法审判权，各类监督主体不时以监督的名义干扰法官正常的审判过程，他们的监督行为事实上削弱了司法审判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结果是过多的监督反而使司法走向政治化、远离了专业化，法官职业伦理亦随之弱化，违纪违法伴之而来。这种价值认同意义上的负面影响远大于一些硬性规定给法官带来的不利影响。

[③]法院院长既享有裁判纠纷的司法权，又掌握着普通法官人事升迁的行政权，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仅对司法机关的社会诚信清廉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易被下属效仿，产生法官群体违纪违法的窝案现象，更深程度上损及司法公信力。但大多数学者只是指出了应当改进观念或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至于构建谁的价值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少有更为详细的论述。[21] 《社评：官员价值体系亏空，钱房就来填补》，载《环球时报》2013年2月5日第15版。[13]裁判文书签发制度事实上剥夺了法官独立作出裁判结论的可能性，是一种典型的压缩法官独立审判空间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个意义上的法院与行政机关没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都是同级权力机关的衍生机关，人员编制与任命都由同级党委或人大决定，运行经费也由同级行政机关控制下的财政部门拨付。

在我国现实体制背景下，冤假错案往往是法院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司法权力运行中的审批制恰恰反映出来的是对法官的不信任。四是请求国家服务和援助的人权关系。

三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公共管理的人权关系。它们不依赖国家而存在。让渡出去, 人成其为人、作为人、能够尊严生存的资格就会彻底丧失。目前存在着四组关涉到制度和谐的利益关系。

财产权、继承权等民事所有权属于人的非本质权利, 可以让渡, 因为不影响人成其为人、作为人、能够尊严生存。发展应该成为人人都享有的普遍性的权利。

这不同于民事所有权的互转关系而带有对等的性质。第一组关系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是强调国家必须落实已有的人权保障制度, 实现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从人权里面, 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子权利, 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孙权利等。

  【注释】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北京: 求是, 2007, (21): 3～22. 进入 徐显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 人权法律史 。制度不和谐的根源, 几乎都是由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不和谐造成的。它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国籍和身体状况、财产多寡、宗教信仰、政治立场。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国际社会建立联合国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恢复整个人类的尊严。在这里, 首先是国家对人权抑制消极作为, 即国家自己不去侵犯人权, 进而保障人的自由。

五是公益补偿制度, 使得征收征用公民个人的财产和集体的土地、财产, 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能够依法进行和给予补偿。为了用国际立法的形式强化人权发展的成果,1948年12 月, 联合国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

执政的共产党是我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力量。严格地讲, 这样的权利, 无非是特权, 不能视作人权。它更多地表现为公民权。自上个世纪末, 南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一方面, 国内的人权保护进一步加强。四是紧急状态制度, 使得非常情况下的国家权力能够有限制地克减公民权利, 防止公权力合法地侵害私权利。

1986 年, 第4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份世界性的人权文件, 中国同时加入这个《宣言》。国民或者公民从中获得的是义务。

变封闭式人权体系为开放式人权体系, 避免了宪法不能列举人的所有基本权利的问题, 据此可以建立起不断丰富和不断发展的人权体系。二是排拒国家非法干预的人权关系。

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奠定了人民不断实现和扩大实现自己权利的物质技术基础、制度法律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社会文明基础。然而, 无论是传统意义的、还是现代意义的人权内容和人权种类, 同时也都以细化的方式得到拓展。

封建主义时期的专制法律观是以神为本的王权法律观, 资本主义时期的人权法律观是以物为本的、少数人的人权法律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权法律观是以国为本的、多数人的人权法律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人权法律观是以人为本的、所有人的人权法律观。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国人权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为世界瞩目。从担当角色来看, 人权的主体得到充分扩展: 由自然人作为人权的生命主体, 到公民作为人权的社会主体, 再到经济组织、宗教组织作为人权的法人主体。而资本主义国家借用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并实践的生存权来挽救自己。

三是人能够尊严生存的那些权利。第三组关系是公权力与公权力的关系。

五是司法理念方面的人权理解变化。执政为民由政治原则转化为法律判断就是, 把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述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

(三) 中国的人权事业任重道远 人权事业是人类的一项进步事业。公权力与私权利由此明确分开。

而这些民,最后都转化为权, 即民权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国人权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为世界瞩目。两年之后, 这个宣言被写进法国的第一部宪法, 被赋予人权实践的根本指导价值, 也为后人竞相效法。这次修宪的最大成果就是, 建立了我国的基本人权法律制度。

自上个世纪末, 南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经过联合国的大力倡导, 国际社会订立了众多的人权公约。

同时, 联合国本身也建立了一系列审议人权问题和监督人权状况的机构: 人权理事会( 前身是经社理事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 是联合国大会的附属机构, 充当联合国开展人权对话与人权合作的主要论坛, 并且可以向大会提出进一步发展人权领域国际法的建议; 副秘书长级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人权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 这份划时代的文献通篇都关系到民———民情、民意、民生、民族、民主。

怎样调处公权与私权的关系, 使之走向和谐, 是人权法制的本质要求。它们不依赖国家而存在。